谱一曲真实的《龙江颂》
缘起：曾经轰动全国的“龙江风格”是龙海人于上世纪60年代初创造的。30多年后，一个年轻的女作家，在1999年的某一天，偶然推开了龙江风格纪念馆那扇金黄的门。她发现，这是一扇命运之门。从那一天开始，怀着抢救父辈精神财富的使命，或说是，肩负着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知，她踏上了寻访龙江风格、历时三年的艰辛之旅。
这期间，她的足迹印进了长江、闽江、九龙江，她的身影也飘闪过闽、沪、浙、皖、鄂；本着“有闻必录”的原则，她采访了200多位见证人；之后，又一头扎进图书馆和档案馆，去翻阅尘埃落定的历史。两年零三个月之后，女作家年月终于创作并出版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龙江人寻找龙江颂》。
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真实反映“龙江风格”的文学著作。今年是“龙江风格”诞生40周年，本书也是对这一崇高风格的最好纪念。本书究竟有哪些新意？“龙江风格”的来龙去脉如何？本版特约资深记者龙江人写了一篇读后感，同时编发省内知名作家对此书的看法。
四十年前的今天，闽南大地遭遇了千年未遇的特大旱灾，河枯泉断、田干地裂。原本应是葱绿一片的田野，却连秧苗都插不下去。由此，与厦门毗邻的漳州地区龙海县榜山公社上演了一场堵江截流、引水抗旱，“舍小家、保大家”的龙江颂歌。我是喝九龙江水长大的，虽未亲历当年的抗旱情景，但“龙江风格”记忆犹新，“龙江颂”曲调时时在耳。最近读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年月所著的长篇报告文学———《龙江人寻找龙江颂》，感到异常亲切。它把我带回到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中，让人们近距离地了解它、审视它，并从中读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轶事。
龙江风格的由来
1962年10月3日至1963年6月13日，整整8个月，龙海没有下过一滴雨。千年罕见的大旱，烤得人们心急如焚。这本报告文学由此展开，围绕堵江这一焦点，真实再现了六十年代初闽南农村战天斗地的抗旱场景。龙海人民在这场人与自然、国家与集体的矛盾中，以大局为重，勇于自我牺牲，谱写了一曲传颂神州的精神凯歌。
堵江这一重大的决定是怎么定下的呢？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寻访了所有在世的当事人，回归历史的真实。那一关键时刻，作者是这样描写：“没有声音，只有水声。几十束目光，不，几万束目光，全都落在了榜山公社党委委员徐学文身上，他感到身子往下沉，汗直往上冒。”不能再逃避，不能再犹豫。为解救下游几万亩水稻田，他终于说出：“堵江我赞成”，“小利要服从大利，小我要服从大我。我们从全局出发，没有意见。”这一表态促使县委下了堵江的决心，县委书记刘秉仁于当天向全县人民发出了“九龙江有水不算旱”、“堵江截流、引水抗旱”的战斗号召。
干部意见统一了，群众又是如何想的呢？解放前，农民为了争田水，经常打得头破血流，甚至闹出人命案子。京剧《龙江颂》中盼水妈的原型、烈军属林兰对此更有切肤之痛，她的外甥就因抢水而丧生的，但她却是这样说：“树高叶旺。要是下游几万亩插不上秧，我们的田就是丘丘结金子也没有用。”解放前当过长工的老农民郑水龟的话更是句句打动人心：“我看，我们不能光顾自己，堵江引水，淹掉一部分田，换来几万亩好收成，这是‘丢卒保车’，很值得！”。这些历史的创造者话语不多，却是掷地有声！龙海榜山公社的农民以舍己为人的传统美德创造了那一时代的精神，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被称为“榜山精神”，其风格又被誉为“榜山风格”。“榜山风格”经过新闻媒体的传播，成为九龙江流域人民群众在抗御自然灾害中的巨大精神力量和共同信守的行为准则，龙江精神也随之传遍祖国大地。
《龙江颂》的故事
从“龙江风格”到京剧《龙江颂》的过程颇为复杂，作者站在历史真实的角度，挖掘了许多幕后的故事。
最早把“龙江风格”搬上了戏曲舞台的不是京剧《龙江颂》，而是龙溪地区芗剧团创作的《碧水赞》和福建省话剧团的《龙江颂》。首次以京剧形式演绎龙江风格的是上海新华京剧团。他们是在看了福建省话剧团演出后受到启发而着手创作京剧《龙江颂》的，然而，1966年5月，却被强令停止演出和修改。1969年被称为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剧组成立，1972年《龙江颂》被列入八个样板戏之一。此后，龙江风格添加了许许多多人为的色彩，主题也越拔越高，舞台、屏幕上那江水英“高大全”的“完美”形象，虽然有着亿万观众，但在龙海榜山人看来总觉得不像。
作者披露了有关《龙江颂》的一些幕后新闻：1972年，周总理招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率领的美国政府代表团观看的样板戏是《龙江颂》；此剧毛主席曾连看5遍，在接见江水英的扮演者李炳淑时，称赞她（他）们“为5亿贫下中农演了一个好戏。”他老人家还说：“我们国家将近有6亿人口，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戏还只有你们《龙江颂》一个”。毛主席对剧本的修改曾做了重要的批示：“结尾不要庆丰收收场，要开打收场……”，“黄国忠（阶级敌人）不要代表一个人，要代表一派。”剧组虽然带着“最高指示”六易其稿，但改来改去都不成功，最终只好还是回到“宏扬共产主义风格”这一主题，结尾依然是庆丰收收场。作者进而分析“我想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在这里发生了作用。”不管当时怎么人为地添加阶级斗争的情节，但是龙江精神仍具有强大的艺术力量，它在艺术家的心中是永恒的，坚持“龙江风格”这一主题就是坚持真理。
龙江风格有续篇
在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中，“龙江风格”经受过种种的考验，但是，“舍小家，保大家”、“丢卒保车”这一精神光芒是不会暗淡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龙江风格”仍然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书中“风格水流进了厦门岛”等章节充分展示了这一点。七十年代鹭岛严重缺水，三更半夜起来排队等水的情景，对于老厦门人来说依然记忆犹新。为支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兴建九龙江北溪引水工程。龙海县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开挖占地、淹没损失、内涝面积等损失计2159亩，拆迁房屋3万平米。征用拆迁受损最多的是角美公社，但角美人以“龙江风格”为榜样，说：“厦门太缺水，‘北引’是国家建设项目，既然是国家建设需要，我们角美人就要支持。”
二十世纪末，福厦漳高速公路破土动工，27．63公里的漳州段全程都在龙海境内，征地、拆迁最多的是榜山镇。巧的是高速公路的走向也正好沿着1963年堵江抗旱的路线。当年榜山人为让出一条水路，田地被淹1300亩；今天为修一条路，榜山人让出的也是1300亩。历史竟有如此巧合，榜山人民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公与私、国家与个人、小我与大我之间，他们再次选择牺牲自己服从大局，发扬“龙江风格”，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
不只是龙海人民忘不了“龙江风格”，在中国大地上，这一“舍小我，保大我”的精神永存。1991年初夏，江、浙、皖等地连降暴雨，太湖水位超过警戒线，长江口演绎了新时代的龙江风格。当时，在泄洪炸坝工地上树立的标语是：“团结战斗、顽强拼搏、谱写90年代龙江风格”。江泽民总书记称赞青浦人这一“龙江风格”，是“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很了不起”。
1998年，湖北省监利县在长江抗洪中，4次扒口分洪，把洪水引向自己的土地和家园。消息传到龙江风格的发祥地，龙海人民捐赠了214万元款物给监利县人民。次年，监利县用其中的109万元在受灾最严重的石岭村兴建新村，村名更改为龙海新村。
龙江精神正在发扬光大。正如作者写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把市场原则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结合起来，才能面对整合化的利益格局，才能实现社会的完满进步。”新时代仍然需要龙江风格！
《龙江人寻找龙江颂》大家谈
许怀中（中国作协会员，省文联主席）
“龙江颂”的寻找，是精神财富的寻找。作者写道：“一路上，我就像那快乐的寻宝人，走进了一个巨大的金矿，每走一步，都会捡到闪光的金子”。作者把“龙江”界定为“从来是全国的龙江”。它所以成为全国的“龙江”，就在于她是民族精神的闪光。它所体现的如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及顾全大局的精神等等，归根结底是一种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精神。这都是我们所要培育和弘扬的民族精神。
朱谷忠（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秘书长）
无疑，《龙江人寻找龙江颂》创作的最大特色，如同为本书写序的王仲莘同志概括的那样：真实、生动、原汁原味，还了“龙江风格”以本来面目。而这部作品的创作实践，也再次证明，只有自觉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哺育自己，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来反映历史、反映人民的高尚品质和光辉业绩，反映民族的精神风貌。
青禾（中国作协会员，漳州市作协主席）
我想，这也许是作者所说的那种整合化的利益格局吧。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人人是牺牲者，人人是受益者。权利与义务达到高度协调和统一。崇高趋于平淡，平淡才能永恒。
祖国颂（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它使我们看到，龙江风格与艺术再现之间的互补关系，龙江风格为艺术表现提供了创造力和生命力，而艺术再现又为生活本身创造了意义。在艺术文本的追述中，作者还给我们展示了一系列处在不同层面、站在不同角度再现并创造着艺术和生活本身的艺术工作者形象，他们深入生活，辛勤培育关爱着龙江风格的成长，应当说这些人的努力和活动，已经与龙江风格水乳交融不可分割了。
海迪（漳州作家）
她为了探寻历史，追究历史，深入到当年发生“龙江风格”事件的那一块田地，那一段桥闸；她寻访了现在还健在的当时的每一位当事人；她甚至把当年为了堵江抗旱，龙江人要误多少工，多少粮，停产的几条砖窑要亏损多少钱，全罗列出来。她想说明的是，有些历史事件是会消失，会被淡忘。可是“龙江风格”作为一段历史并不会消失。因为它已经融入了一种精神里面，而且还在影响我们。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它还常常会被人提起。
刘静如（诗人）
农民，一个庞大而弱势的群体。但它又是国家魂魄的体征表，谁无视这个群体的顽强和坚忍，谁就不配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由于怀着的是对农民深深的崇敬之情，《龙江人寻找龙江颂》这部作品具备了泥土黝黑的质地和芬芳的气息，充满着现代人对往昔农民优秀品质的向往和呼唤，以及对理想的人文色彩的追寻。我因此愿意回到过去的年代，身临其境，沐浴于淳朴的民风之中，将私心和懈怠、惰性和浮躁惭愧地放下。并愿意以之观照社会变革中今日人们的思想、品质、道德的衍变所带来的困惑和不解，达到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对比和批判。
(龙江人 厦门日报)
(厦门日报网)
